李嘉廷，男，彝族，1944年出生于云南省石屏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60年代初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从哈尔滨某机械厂的技术员干起，历任哈尔滨市市长、黑龙江省省长助理、云南省副省长，1998年1月任云南省省长。他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省长，但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蜕化变质，跌入腐败的泥坑，其涉案金额之巨大，性质之严重，情节之恶劣，社会政治影响之坏，在党内是少见的。这起案件发生在云南，发生在我省干部群众身边，教训尤其深刻，警示意义尤为深远。

　　一、自我放纵，思想道德防线彻底崩溃

　　李嘉廷从成功走向毁灭，正是从放松学习、忽视自我改造开始的。正如他被审查后写给中央的信中所说：“我入党37年了，为什么在建党80周年前夕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我长期以来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逐步淡忘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李嘉廷作为一名系统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干部，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也曾好学上进，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成绩，但在身居高位后，却自以为学历高、文凭硬、知识面广、阅历丰富，觉得不需要再下苦功学习了。他的办公室书柜上也堆放着一些书籍，但只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绝大部分是崭新的，从来没有翻动过，有的甚至都没有拆封过，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领导干部必读书籍。平时，他以工作多、应酬多为托辞，很少挤时间学习理论和研究问题，即使学一点东西，也是为了武装嘴巴和用做手电筒照别人，学风不正、口是心非，甚至在省委专门安排的中心组学习时，也往往以讲工作代替讲理论，以讲别人代替讲自身，理论与实际工作脱节。

　　李嘉廷刚到云南时，也曾时常深入基层，访贫问苦，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奔忙，做了一些实事，尤其是通过成功举办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大大提高了云南的知名度，带动了云南的发展。但是，随着权力和地位越来越高，周围的赞扬和吹捧越来越多，他逐渐被成绩和荣誉冲昏了头脑，错误地把云南改革发展的成绩归功到自己头上，甚至片面地认为，自己付出多，贡献大，得到的却很少，心态逐渐开始失衡，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思想不断滋长。一段时期内，官运亨通的李嘉廷忘乎所以，频繁现身于阳宗海的游船、高尔夫球场，出入于昆明消费最为昂贵的“海鲜街”上，与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物推杯换盏，应酬频频。一位当时经常目睹李嘉廷频繁出入的餐馆老板早在98年就担心：这样下去，李嘉廷早晚要出事。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李嘉廷的违法违纪活动与两个女人有着密切关系。邹××，云南昆明人，ｌ985年赴香港定居，香港某集团公司总经理。1996年昆交会期间与主持昆交会的李嘉廷认识后，邹××经常找李嘉廷请求帮助，一来二去，两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邹ＸＸ在投资建设某大楼的过程中，因缺乏资金，希望云南的某大集团以合作建设的名义购买其中一座楼，经李嘉廷出面，终于达成了协议，邹××从中捞了一大把。ｌ997年，邹××的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2.2亿元，李嘉廷亲自在报告上批示，要求分管的省府领导促成此事。邹××先后送给李嘉廷1万美元、6万港币、10万人民币和价值5万元的情侣手表等。另一个女人徐福英（已开庭审理），昆明个体老板。1995年10月，李嘉廷在阳宗海度假时认识了游船主徐福英，看上了这个能说会道、百般奉承的女人，两人勾搭成奸，甚至李嘉廷到北京开会，都要叫徐福英坐飞机赶到北京与其幽会。傍上李嘉廷这个大靠山，徐福英就开始伸手要钱。1996年1月，李嘉廷指示下属采取弄虚作假的方法，从省财政专项资金中挪用了300万给徐福英使用。1996年春节，徐福英向李嘉廷提出从某烟草公司借款，李嘉廷帮她借了350万；1996年夏至2000年5月，李嘉廷先后3次通过广东商人李慎桂（已开庭审理）借给了徐1300多万元，并授意属下从国家烟叶款中凭空多付给李慎桂作为“补偿”。李嘉廷为徐福英做了那么多违纪违法的事，但他却不会想到，徐福英所借的巨款全被她用来放高利贷了，另外，徐福英还在交待材料中写道：“我和李嘉廷这种关系完全是相互利用，他需要我的肉体，我需要他的权力。”

　　二、家庭怂恿，家属子女贪得无厌推波助澜

　　李嘉廷被审查后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谈到：“当了省级干部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医，自己养老应该说没问题了，但孩子不成才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走上了利用职权，为他们经商谋利提供便利的错误道路，害了孩子，也害了自己。”

　　李嘉廷有两个儿子，长子李群，次子李勃。他们错误地认为，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如果没有发大财、没有做生意，出去就低人一等。李嘉廷对儿子过于溺爱，在大是大非面前，以亲情代替了党性，放任、庇护和直接参与儿子的不法行为。为“照顾”留在哈尔滨的大儿子李群，李嘉廷到云南工作后便利用职权帮助昆明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办理了广州本田汽车在云南的专营权。李群从中收取李×好处费75万元，此后又相继索要价值40万元的皇冠轿车和价值80万元的凌志轿车各一辆，还让李×在哈尔滨为其投资100万元开办家具厂。比起李群来，李嘉廷更加宠爱小儿子李勃。1995年春节，港商杨荣（已开庭审理）到李嘉廷府上拜访，李嘉廷把打算让李勃大学毕业后出国学习的想法告诉了杨荣。杨荣ｌ993年曾在李嘉廷的“关照”下，在香烟出口生意上一笔就赚了1000多万，因此对李嘉廷的要求，杨荣一口应承下来。1995年4月在李嘉廷的授意下，杨荣将李勃改名为“李博”，花了50万元，为其办理了赴香港定居的手续。7月，李勃大学毕业到深圳工作，杨荣立马送给他一辆奔驰轿车，还分别在香港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为李勃开立帐户，分三次存入港币100万元。投之以桃，报之以李。1996年，李嘉廷利用职权，为杨荣搞到了1万大箱卷烟的出口指标，这宗生意又使杨荣获利3000多万元。1997年1月到6月间，精明的杨老板又先后付给李勃港币500万元，人民币320万元。欲壑难填的李勃对钱的欲望越来越大，1997年他有了回云南利用父亲的职权挣更多钱的想法。一贯疼爱小儿子的李嘉廷并没有反对，只提了一个条件：要求李勃在云南不要抛头露面，不要直接与政府部门的人接触，让李勃找一些关系人，由李嘉廷出面帮助这些人挣钱，李勃再从中拿钱。于是，李勃找到了俊发房地产的李俊（已开庭审理），让他去找赚钱的项目，然后由李勃找李嘉廷打招呼、批条子。通过这个办法，1997年至1998年间，李嘉廷假手李×又为李勃挣了950万元。

　　在李嘉廷走上严重违法违纪道路的过程中，他的妻子王骁也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她不但没有规劝、制止李嘉廷的错误行为，反而沆瀣一气，共同索贿受贿。王骁，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李嘉廷的大学同学。毕业后两人一起从北京到哈尔滨某机械厂当技术员，又跟随李嘉廷从黑龙江到云南。随着李嘉廷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增加，王骁的虚荣心和贪欲也一天比一天膨胀，指望别人的奉承，想要做体面的官太太。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诱惑，觉得自己没有钱，“连吃饭睡觉都窝囊”，常常抱怨李嘉廷“大家都在拿，为什么你不能拿”。最后，王骁的贪婪已经发展到一种偏执、疯狂的地步，凡是来家给李嘉廷送钱送物的，小到一件衣服，大到上万美元，她都一一代为笑纳，从不拒绝；别人直接送给李嘉廷的东西，她也要如数接管；她把收集的近千个礼品袋整齐地码放在房间里，当清理物品的办案人员想用其中几个袋子装垃圾时，王骁急忙制止说：“放着还有用处”。她甚至还这样“教育”李勃：“得到这些钱是不容易的，这些钱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全家的钱，不要乱花”。李嘉廷、王骁夫唱妇随，“一个做搂钱的耙子，一个做收钱的袋子”，在云南短短几年时间里，聚敛了大量不义之财。久而久之，李嘉廷的居室成了名符其实的礼品仓库，家里五个房间到处堆满了收受的物品，堆得甚至推不开房门，案发后，办案人员清点物品就花了整整三天三夜。

　　三、交友过滥，自毁于腐朽庸俗的关系网

　　“傍大款”是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一个显著特点。李嘉廷与和丽伟（已判刑）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典型。和丽伟，云南人和集团总裁，2000年因涉嫌诈骗银行巨额贷款被逮捕。1994年，和丽伟通过李嘉廷的秘书郑××结识了李。工于心计的和丽伟摸准了李嘉廷的脾气，投其所好，见缝插针地为李嘉廷效劳：李嘉廷到北京出差就安排李的吃住，李嘉廷参加别人生日宴会就替他准备生日礼物，李嘉廷要出国访问就为其定做高档西服和衬衣，还在衬衣袖口绣上李嘉廷的名字，李嘉廷身体不好就从美国为李购买高档补品。时间一长，赢得了李嘉廷的信任，成了圈内人人皆知的李省长的“铁哥们”。自己的“兄弟”，李嘉廷当然不会亏待。1996年帮和丽伟变更了药品经营合格证，使人和集团的药品顺利进入市场；亲自出面让东北某著名医药集团与人和集团进行合作，成立了一个制药厂；帮和丽伟从银行贷出巨额款项，等等。作为回报，和丽伟也给了李嘉廷6万元现金和大量的宝石制品和高档服装。令李嘉廷意想不到的是，和丽伟竟然派人跟踪李嘉廷，掌握其短处，以便牢牢控制他。用和丽伟在看守所里的话说：“如果哪天李嘉廷对我不仁，我就对他不义”。

　　李嘉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自己“性格豪爽”、“仗义”、“三教九流都有朋友”为荣，身边还长年厮混着一些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以及某些心术不正的领导干部。他们不是想要通过李嘉廷赚钱，就是想要通过李嘉廷升官，没有一个真心实意想和他交朋友。昆明伟事达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王×，利用石屏老乡的关系靠上了李嘉廷。1994年，李嘉廷回老家石屏调研，与王×认识。1995年春节，李嘉廷在老家的母亲和嫂子先后去世，王×以私人的名义买东西前去慰问，协助处理丧事，回昆明向李嘉廷作了汇报，这使李嘉廷非常满意。这以后，王×费尽心机当起了李嘉廷的后院管家：李嘉廷老家的人到昆明由王×安排住自己开的饭店；把李嘉廷的侄子、侄女安排到自己的工厂、饭店工作；李嘉廷姐夫突发脑溢血，王×代为慰问；李嘉廷侄子生病，王×联系安排住院，垫付医药费等等，进一步取得了李嘉廷的信任。为了进一步拉近与李嘉廷的关系，王×不仅“出力”，还“出钱”。1996年到1999年间，王×先后送给李嘉廷人民币15万元、美元1万元。王×这么做，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当王×投资的房地产项目与当地政府发生纠纷时，李嘉廷一个批示，马上就解决了问题，让王×拿回了600多万元。李嘉廷手中的权力不仅使许多社会上心术不正的人趋之若鹜，少数领导干部也削尖脑袋往李嘉廷的圈子里钻，云南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葛××就是为了乌纱帽找到了李嘉廷。葛××，原云南驻京办副主任，早就想当正职，但因群众反映较大一直没能如愿，葛××就把原因归结为“没有上头罩着不行”，于是他千方百计想和省里领导搞关系、套近乎。1994年9月，李嘉廷率队到美国考察，葛××马上安排在美国的弟弟陪着李嘉廷在美国又吃又玩，在李嘉廷身上花了人民币数十万元，还送了2000美元作为李嘉廷的零花钱。1998年北京“两会”期间，葛××的弟弟在北京见了李嘉廷，并提出了葛××的提职问题，李嘉廷答应帮忙，他又当场送给李嘉廷1万美元。

　　四、拒绝监督，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李嘉廷的性格本来就是刚愎自用甚至骄横跋扈，比如，他不注意自己的形象、身份，信口开河，经常不分地点、场合发表不慎重的意见，下基层时常在酒桌上赌酒，让基层的同志多喝一杯酒就多拨几个钱。就任省长后，他更自居一方诸侯，俨然成了这个边疆大省的当家人，听到的赞扬声越来越多，批评声越来越少，沉浸在“歌功颂德”的赞扬声中，渐渐把自己视为不受任何约束的特殊人物，滋生了特权思想，把自己当成“特殊党员”，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在工作中，有的问题，李嘉廷个人就可以直接作出决定；有的问题，虽然也进行了讨论，但他的意见毕竟占主导地位；有的问题，虽然有人反对，但最终还是要按他的意见办。“三讲”教育期间，群众给李嘉廷提了很多意见，有的还比较尖锐地指出，“与初调进云南相比骄傲自满非常突出，口气大、架子大，与一个农民的儿子不相称”等等，对此，李嘉廷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更能暴露他狂傲无知的是，当他预感到中纪委要对他的问题进行调查时竟然宣称：“我是少数民族干部，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关系多，后台硬，是查不倒的。”

　　李嘉廷平时也刻意在各种场合营造自己廉洁勤政的形象，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也谈反腐败，许多同志看到的往往只是李嘉廷冠冕堂皇的表象，对他更多的是敬佩和服从，而很少想到，作为一省之长，其实更需要来自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他的种种不法行为，虽然手法并不复杂，但却隐藏在其工作决策、行使职权之中，肮脏的行为套上了合法的外衣。李嘉廷蔑视监督、逃避监督，实际上他自己有悬崖勒马的机会，但由于他狂妄、骄横，多数人不愿提醒和不敢提醒，使问题由小变大，越滑越深，最终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李嘉廷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肩负着重大责任，理应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但他却大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图美色，在权力、金钱和美色考验面前败下阵来，最终堕入了犯罪的深渊。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李嘉廷案件再次告诫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加强世界观改造，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刻牢记“两个务必”，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严以律己，防微杜渐，经受住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自觉地为民尽责、为党分忧，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廉洁自律，把加强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管理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问题来对待，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发现苗头性问题，要及时加以制止和纠正；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党性锻炼，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越是职位高的干部，越要自觉接受监督，任何人都没有不接受监督的特权，不论是谁，只要违犯党纪国法都必将受到严惩。